记者调查发现，目前，我国部分垃圾焚烧厂确实存在“等米下锅”的困境，但局部地区则在垃圾处置能力方面存在短板。这两个看似矛盾的景象，恰恰勾勒出我国垃圾处理体系真实的图景。

事实上，所谓“不够烧”并非全局性的垃圾短缺，而是区域发展不平衡、城乡治理二元分割背景下，垃圾处理体系在转型升级中面临的结构性阵痛。

从全国数据看，国内垃圾焚烧处理能力占全球总处理能力的比率为60%左右，在全球处于领先地位。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年底，全国生活垃圾焚烧厂达1137座，日均处理能力115.8万吨，平均负荷率为88.7%，北京、浙江、山东等15个省（直辖市）实现了原生生活垃圾“零填埋”。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已明确，生活垃圾焚烧设施的合理负荷率区间为设计能力的70%—110%。因此，我国垃圾焚烧产能总体平衡，但局部地区过剩及部分地区处理能力不足的矛盾依然存在。

从区域分布看，垃圾焚烧厂呈现“东密西疏”的特征。2024年，全国生活垃圾焚烧厂数量前五名的省份为山东、广东、河北、浙江、河南。其中，山东多达102座；而排名靠后的青海省和西藏自治区各只有1座。

中华环保联合会废弃物发电专委会秘书长郭云高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指出：“受超前建设等因素影响，我国垃圾焚烧产能过剩主要集中在中部、东部的部分地区。”

以天津市为例，《2024年天津市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信息公告》显示，全市共有13座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设施，设计总处理能力为每日1.8万吨（按年运行330天计，设计负荷为年焚烧处理能力594万吨）。但天津市全年实际处理生活垃圾404.2万吨，平均运行负荷不到70%。

值得注意的是，即便在同一省份内部，利用率的差异也较为显著。以广东省为例，全省整体垃圾焚烧产能利用率仅为54.41%，位列全国倒数第四；但深圳市5座垃圾焚烧厂产能利用率约103%，存在焚烧炉超负荷运行的情况。

“从全国来看，产能过剩是局部性的，并非全局性的问题。”郭云高说，统计数据表明，我国垃圾焚烧能力与垃圾处理需求总体上是匹配的，是合理的。单纯以个别地区存在的问题来评判全国垃圾够不够烧、产能是否过剩是不合适的。

与部分城市焚烧厂产能富余形成对比的是，部分地区的垃圾处理仍然面临挑战。

有报道显示，个别地区尤其是偏远地区，存在沿路沿河倾倒垃圾、露天焚烧、简易掩埋等现象，给附近居民的日常生活带来影响。

例如，甘肃省庆阳市正宁县新建的标准化垃圾转运站建而不用、备而不运导致生活垃圾随意倾倒等问题曾引发关注。这折射出当前我国部分村镇的垃圾焚烧处理能力与配套设施尚存不足。

在业内专家看来，产能过剩与处理能力不足并存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

首先，部分地区垃圾焚烧产能扩张速度超过了垃圾产生量的增长速度。

近十年来，我国垃圾焚烧发电行业经历了快速发展期。据统计，2015年，我国生活垃圾焚烧日处理能力约为20万吨；截至2024年年底，已突破每日110万吨，十年间翻了五倍多。

《“十四五”城镇生活垃圾分类和处理设施发展规划》提出，“到2025年年底，全国城镇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能力达到80万吨/日左右”，而事实上，这一目标任务在2022年就已超额完成。

广州范蠡智慧环境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闻靓则从资本和市场角度补充分析道：“垃圾焚烧行业曾是盈利较好的行业，有政府处置费、上网电价补贴等收益，吸引了大量资本快速扩张产能。当产能扩张速度超过垃圾产生量的实际增速时，拐点就出现了，供需矛盾自然显现。”

其次，城乡治理二元分割，部分地区收运体系仍有待完善。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有关人士指出，我国垃圾处理面临的挑战之一是区域发展不平衡。

由于经济发展不平衡、人口密度分布不均等原因，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能力出现区域不均衡问题，特别是西部地区、边远地区县域焚烧处理能力不足，存在垃圾收储运体系不健全、生活垃圾收集率较低等问题。

“可见，处理能力有富余不等于处理设备覆盖到位，影响垃圾场实际负荷率的也不仅是垃圾量，还与垃圾能不能被有效收集、转运到厂紧密相关。”中关村绿创环境治理联盟首席专家曲睿晶说。

“问题的关键在于运营责任和资金保障。”曲睿晶进一步指出，例如，农村地区人口相对分散、单个收集点的垃圾产生量较小，垃圾收运工作需要的投入也会增加。尽管周边建好了垃圾转运站，但若缺少运维经费兜底，垃圾转运站的车辆运维、燃油、保险等开支无从落实，辖区垃圾转运站就容易陷入“建得成、管不好、转不动”的困境，最终导致设施难以充分发挥预期作用。

此外，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固体废物控制与资源化教研所所长刘建国分析认为：“垃圾产生量没有如预期增长（受人口、经济等因素影响），也是造成部分地区垃圾不够烧的原因之一。但这种现象是区域性和阶段性的。”

“当前，我国在基本解决大范围‘垃圾围城’这一紧迫问题后，垃圾焚烧行业正在进入一个更加注重质量提升和结构优化的新阶段。”曲睿晶说。

面对这一发展新阶段，各地都在探索破解方法。

其一，推动区域统筹，让焚烧能力更有效地配置。

湖北省襄阳市保康县作为典型山区县，以区域协同处置+全链条治理破题“垃圾围村”，走出一条低成本、高效率、可持续的山区生态治理新路。

据了解，保康县垃圾填埋场饱和后又无力自建焚烧厂，便选择“借力”邻县，将垃圾运往房县焚烧发电，并协同竹山、竹溪、神农架等多地，构建起跨区域资源循环利用的闭环。保康县也因此成为全省率先实现原生垃圾“零填埋、全焚烧”的山区县。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克山县同样探索县域辐射协同，投资建成日处理600吨的垃圾发电项目，不仅消化本县垃圾，还辐射周边的克东、依安、拜泉三县。其通过建立“统一收运标准、统一处置路径”的机制，解决了周边县域处理设施不足的难题。

“这意味着，垃圾处理可以尝试打破行政区划边界，在更大的区域内实现资源的合理调配。”刘建国指出，“通过区域统筹，将相对富余的焚烧能力用于有焚烧处理需求但处理能力不足的地区，垃圾焚烧的产能利用效率将会大大提升。”

其二，从“重城轻乡”转向“城乡一体”。

解决农村垃圾“围村”问题，关键在于将城市成熟的收运体系向乡村延伸。

目前，在全国，湖北省仙桃市、浙江省衢州市、山西省晋城高平市、安徽省安庆市怀宁县等多地都在推行“一把扫帚扫到底”机制，即将农村生活垃圾处理整体纳入城乡环卫一体化体系。用城市富余的资源和能力，去弥补乡村处理能力的短板。

郭云高认为，农村部分垃圾转运站“建而不用”，缺的正是覆盖“收集—转运—处理”全链条的长效运维资金。

在这方面，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牟定县的经验值得参考。据介绍，牟定县通过推行“户减量、组保洁、村收集、乡转运”模式，并推行智能垃圾箱全覆盖，由财政预算保障运维，确保了体系的可持续运转。

其三，发展思路从“能烧”向“少烧”和“资源化”转变。

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印发的《循环经济发展“十五五”规划》中提出，按照循环经济“减量化、资源化、再利用”的理念，全面筑牢减量化基础、加快提升资源化水平、持续扩大再利用规模等重点任务。

“国家在解决‘垃圾围城’问题后，开始更多关注深度资源化和低碳减排。”闻靓指出，未来，逐步减少直接焚烧、提升资源循环利用水平，是一个值得努力的方向。

例如，湖北省宜昌市秭归县，较早开始探索“三山三料”模式，即根据海拔高低将垃圾就地转化为饲料、燃料和肥料，实现了源头减量。

这些因地制宜的探索，为破解垃圾焚烧区域失衡难题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坐标。不过，在业内专家看来，不同地区垃圾处理情况存在差异，各地可以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在实践中不断校准方向，探索更多的垃圾处置创新方式。